管理需要适应高科技“限制性”使用

管理需要适应高科技“限制性”使用

——俄乌战争的一个启示

                          张华强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打击，网上一般称之为俄乌战争；俄罗斯官方则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如果属于战争，早就像美国入侵伊拉克、叙利亚等国那样，把当地炸成废墟，所及城市千疮百孔了。换句话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相当“克制”，对自己的高科技武器属于“限制性”使用。无论这能否得到世人认可，给企业带来的一个启示是，高科技固然值得拥有，但将其用在管理自身时不能任性；很多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

“限制性”使用难以被忽视

所谓“限制性”使用，指的是具有某种优势的科技工具和成果，管理者或者决策者可以使用而没有或者无法使用；既有在各种条件限制难以实际使用的情况，也有自我约束的因素。这反映的是科技的中性特征与管理的正当性选择指向。任何科技成果都具有两面性，既可用于正当管理，又可以用于不正当管理。管理者如果明确拒绝和反对不正当管理，那么在实施正当管理中就需要坚持对某种科技成果的“限制性”使用。

如果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中，至少在前期没有对民用设施进行打击，是对高科技武器的“限制性”使用，那也不是什么新发现。在军事行动中为了最大限度的减少伤亡相当“克制”的案例早已有之，比如新中国成立前夕，解放军对上海的解放。野战军前指当时明确要求部队在攻城作战中努力避免使用重武器，以最大限度的避免对建筑物与无辜老百姓的伤害。陈毅司令员将此比喻成瓷器店里捉老鼠，形象说明了当时小心翼翼的程度。虽然当时武器装备的科技含量远没有现代这样高，破坏力远没有现代这样大，但对“限制性”使用需要更多人的自觉执行则是一样的。当我国核武器研制成功之后，向世界人民承诺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样的“限制性”使用堪称大国典范。

当然，我们所要讨论的“限制性”使用主要指的是将科技工具用于管理，是直接施加于被管理者身上的，不同于两军对垒的争战。相对于科技工具的拥有者（提供者）、使用者，我们可以将科技工具的施加对象称之为第三方。将科技工具用之于管理对象，或许对典型环境或典型成员效果明显；但随着社会构成的多元化，第三方的组成更加多样，显然不能一刀切，否则就会造成“误伤”，引发新的矛盾。这不仅在规模上是这样，而且在更新的节奏上也应当如此。网上有一种呼吁，希望科技不要跑太快，等等走得慢的人，大致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比如将科技用于智能出行，就需要避免造成老年人或者不会使用智能手机人群的“数字鸿沟”，在相关软件产品的更新中必须有所“克制”。

一般说来，将科技工具用于管理，对管理者是合算的，有时候还会带来额外的收获形成新的优势。比如在经营场所设置过多的摄像头，在小程序中收集消费者过多的信息，显然有利于经营者跟踪消费，进行个性化营销；如果把相关信息当做资源进行交易，那就侵犯了个人隐私。比较典型的现象是“外卖小哥被困在系统里”，平台利用算法控制外卖骑手送餐，以类似于在地图上指挥行军，以理想天气考核骑手送达时间。在雨雪天气交通拥堵情况下，骑手不能“按时”送达就会被罚款；骑手为赶时间而闯红灯抄近路造成的交通事故大幅上升；而由此造成的后果，外卖平台又肯承担，这对劳动者来说显然不公平，体现了一种资本的任性。监管部门对此已经出台了相关法规，数字正义的呼声不容小觑。

自主权与“限制性”相辅相成

科技工具的限制性存在，除了自我克制、自我约束之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必须面对技术霸凌造成的壁垒；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的“断供”表明，所谓科学没有“国界”那是一种乌托邦。这同时表明，限制性使用的前提是拥有，只能在拥有之后才享有限制性使用的话语权、主导权；否则那就成了虚张声势，没有人会当回事。在别人处于技术垄断地位的情况下，仅仅依赖其技术理性往往靠不住。

实际上，在别人处于技术垄断地位的情况下，即使被允许共享，自己在使用时也应当有所顾忌。这是因为，别人对使用的不设限不等于没留“后门”，或许你的使用完全在其掌控之中，而这种掌控正在成为主导权竞争的“命门”。当华为的5G技术领先，开始被包括美国在内的通讯市场纷纷采用时，尽管华为一再声明完全遵守各国的保密规则，不留任何“后门”；但美国依然进行无情封杀，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超出了他们原有的“后门”控制，其科技主导地位受到挑战。而科技主导地位又是和价值观联系在一起的，即所谓真理在大炮射程之内。反过来说，既想使用别人的“大炮”技术又想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在实践中往往行不通，那往往会陷入身不由己的状态。

由此可以看出，将科技工具用于管理既要认识到拥有后任性的危害性效果，更要重视拥有的自主权。在科技上受制于人，很难保证关键时候不会掉链子，被卡脖子。从这个意义上讲，同样需要企业保持限制使用的意识，从而确立破釜沉舟、在科技工具主导权上攻关的决心。应当承认，在科技水平差距悬殊的情况下，相对于故步自封而言，落后者敢于和善于“拿来”是一种进步；但是当人家不允许“拿”的时候，自己就必须完成从“拿来”到自己拥有的飞跃，掌握应对市场竞争风云变幻的定海神针。在一度出现的技工贸与贸工技之争的选择中，如果说在技术跟进情况下走贸工技的路线有助于缩短技术差距；那么要想摆脱被别人控制的命运，就必须坚定走技工贸路线的信心。

在技术落后情况下走贸工技的路线固然可以在市场上分一杯羹，却不可乐不思蜀；如果不想甘居为别人做嫁衣的命运，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贸易壁垒的限制，就必须形成和保持一定的“备胎”。作为可以替代的技术方案，这样的“备胎”虽然未必能够超越对手，但可以另辟蹊径以突破对手限制带给自己的技术瓶颈。比如 EUV 光刻机对芯片加工的“雕刻精度”从14nm向7nm乃至更精微的方向研进，在 EUV 光刻机断供后，华为虽然不能进行7nm以下的芯片加工，但可以用叠加或者并联等方式使得14nm的芯片产生与7nm以下关键指标同样的效果。毫无疑问，持有“备胎”要比空喊数字正义有意义的多，强调数字正义抑制不了数字技术的发展，只有在数字技术上有所突破，才能对其设限左右逢源。

在“限制性”使用中保持定力  

对高科技工具既拥有又在使用中守限，都离不开高度的自律精神，反映的是一种对自己力量的自信，是对战胜艰难险阻有信心、有能力的表现。拥有高科技工具无疑具有较大的自由度，而坚持“限制性”使用既属于自主权又需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无论面对不断拱火和新的挑衅抑或遇到经济效益的倒逼，都应当经得起考验，既要保持理智又要保持战略定力，体现出乱云飞渡中的从容。

有管理就会有博弈，在管理博弈中只要没有突破底线，如果土办法管用，就不必大动干戈，不至于把高科技工具当做杀手锏使出来，为的是最大限度减少资源破坏、浪费等副作用。在新冠疫情防控中，有的地方为外防输入动用无人机巡逻，用机动车首尾相连设“墙”；而云南在中越边界用“鹅军”同样起到了防止越境“投毒”的效果。越南新冠疫情大爆发之际，有些越南边民非法越境带来疫情扩散的风险。龙州、崇高等地的防控人员利用大鹅对人影和声音敏感的特点，部署了数百只“鹅军”守边。即使是黑夜，只要有风吹草动，大鹅就会大叫，并且勇敢扑上去，起到了很好地报警和震慑作用。而管理中的一些土办法其实不“土”，更能体现人性化，沿用土办法也是对传统的继承，有助于保持管理的本真。

随着法治的健全，监管部门总会对高科技工具的使用推出相应规定。不过在实践中，对新的高科技工具总是先发展再治理；一些新的高科技工具的率先使用往往会发现现有法规政策的空白。在监管的触角所对难以企及的地方，一方面需要在行使自主权的范围内自我设限，经得起短期利益的诱惑，不能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一套，变被动受限为自觉守限；另一方面，需要冷静面对竞争加剧的拱火，不能把竞争对手的“不仁”当做自己“不义”的借口，拒绝在不正当竞争中“秀下限”。同时，新的高科技工具在起始阶段也有不成熟之处，不能拿高端概念忽悠人。比如用“量子能量”、“太赫兹”等听起来十分“高大上”的概念，贴着“元宇宙”等标签，以所谓“量子产品”吸引消费者等等。

对高科技工具的拥有即使有专利权，那也应当是为了社会福祉，要在不同的利益诉求中保持正念，力求公正而不是一厢情愿。外卖平台的算法系统为了吸引和稳住顾客，在系统中设置了顾客端的期望送达时间，并予以默认；但是对骑手端的要求送达时间又不能以理想状况为根据，一般要少10分钟左右。这看起来是在两头兼顾，实际上是把矛盾推给两者，成为引发顾客与骑手争吵的诱因。即使出于善意，也需要针对不同群体的特征区别对待，在取舍中力求合情合理。比如为方便老年人打车，打车平台曾尝试为老年人提供优先派单程序，但年轻人也常常碰到紧急情况，可能着急上班、着急接送孩子等等。经过调研论证，平台针对老年人“就医场景”提供优先派单较为合适，这样也可以获得年轻人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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