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学界侧重于从微观层面研究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和绩效的影响，大多认为政治关联有着积极的影响。企业通过政治关联确实可以带来大量的补贴、优惠政策以及垄断资源等利益，但从宏观上看，这会给整体经济带来什么影响？从长远来看，这会给企业带来正面还是负面的影响？这两个问题值得人们深思，却很少被讨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民营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不断提升，但在技术创新层面与国际领先企业之间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大多数家族企业规模小，主要集中在传统行业，创新能力和动力都很薄弱。这其中有多方面的影响因素，政治关联带来的影响尤其值得深入探讨。
政治关联可能形成“争宠经济”
灰色资本、寻租、非生产性创业等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政治关联的负面效应。1997年，鲍莫尔（Baumol, 1997）对非生产性创业进行了开拓性的分析，他通过历史上大量的案例分析指出，创业不仅仅包括有利于社会整体福利增加的生产性创业，同时，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下，也可能存在大量的寻租式非生产性创业和对经济具有破坏性的创业。寻租可能导致企业家注意力的偏离：主业做得很好的企业，在经由政治关联获得更多资源如土地、贷款后，可能开始从事其他投机活动，如从需要长期耐心培植的制造业转向暴利的房地产开发，传统的制造业反而处于很糟糕的状态。表面上是战略的偏离，创新的弱化，实质的问题是：我们是注重关系，还是注重能力？现在的民营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演变成一种“争宠”经济：谁与政府关系更贴近，谁就受到“宠爱”，就能得到更多的资源和成长机会。
我们可以看一下2013年全球500强的排名：包括香港、台湾的大中华区上榜企业有95家，大陆以央企为主，民企只有华为（排名315）、联想（排名329）和吉利集团（排名477）等寥寥可数的几家，排名都在300名之后。韩国的上榜企业如三星电子（排名20）、SK集团（排名65）、现代汽车（排名117）几乎都是大型的家族企业，排名远在中国民营企业之前，这与中国民营企业形成较鲜明的对比。当然韩国经济起飞比中国早一些，但中国民营企业的弱势地位还是相当明显。中国经济总量位于世界第二，但我们的民营企业水平则排在较低的水平上，这不能不令人担心我们的未来国际竞争力。
中国民营企业一方面要与政府搞好关系，另一方面又被边缘化。在发展的最初时期，中国市场经济制度不完备，产权保护不力，缺乏信任。在这种环境中，家族治理方式替代正式治理成为主流的民营企业治理形式。同时，家族企业封闭的管理方式很难专业化、职业化，较为普遍地存在两本账、裙带关系等问题。中国民营企业为什么迟迟不能走进现代企业制度？这对企业成长有很大的影响。实际上，可以看到，不少家族企业不愿开放和专业化管理，原因在于内部封闭的信息有利于避税，同时，重要的政府关系资源也需要保存在家族内部。歧视性政策对民营企业影响很大，企业对政治资源的依赖性越来越严重，关系成为制约企业成长越来越重要的一个因素。过去民营企业大多从事轻纺商贸等竞争性较强的行业，这种制约相对不明显；现在想要进入重化工业和高科技行业，就很难获得进入许可和垄断资源，因为其中许多重要的资源都被政府牢牢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关系替代创新成了核心能力，创新被弱化就是很容易理解的。在关系导向的战略下，企业很难做大，难以持续发展，缺乏国际竞争力是必然的结果；同时，企业对政府产生依赖，大家都争着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而不是做优秀的企业家。
在国家战略之外发展？
政府也会在补贴、进入创业园区、享受优惠政策等方面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但在国家战略层面，民营企业基本上被排除在体制之外。从改革开放至今，外企和国企的地位略有起伏，但都在民企之上。民企一直受到各种不同的歧视，一是政策性歧视，如不平衡的税收政策，战略性资源的支持，如金融、矿产资源、人力资源的支持等；二是产业性歧视，这个问题更不容忽视，回顾历史就会发现，民企一直没有太多机会在国家产业战略上与国企甚至外资企业享受同等待遇。
重化工业阶段是整个工业化的最重要阶段，但民营企业基本上被排除在外。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江苏常州的铁本钢铁公司，其项目被叫停，董事长戴国芳被逮捕。如果这个项目进行下去，其产业化水平和国际化水准可能超过不少现有企业。这个项目被叫停可以有诸如假账、环保问题等理由，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它是民营企业，没有进入政府的规划目录中。宏观经济调控首先针对的一般是民营企业，李书福和他的吉利集团属于先上车后买票。民营企业想进入国家的规划目录之中，就需要很努力地去争取关系和资源。东方希望的刘永行能够作为全国民营企业的代表做人大代表，具有进入铝电加工行业的战略意识。即便如此，因为矿产资源主要被大型国企控制，他们也只能在边缘化和国际化路径下生存。
金融产业更是如此，德隆本身有很多问题，但最重要的是它参股了很多银行、投资机构。现在讲产融结合，但民营企业能够进入的大多是小型的城商行或村镇银行，支持企业发展的能力极为有限。在铁路、公路、基础建设中，民营企业只能做最终的承包商阶段。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家在战略性新兴行业的政策方面有了一些改变。但是，一方面，高科技产业开发风险很大，民营企业难以承担高风险。这两年我们在广东做LED行业研究，看到广东企业淘汰了一大批，不是高科技都能赚钱。另一方面，政府的支持未必就能培育出有竞争力的民营企业，无锡尚德和江西赛维的风险显现有经济环境因素，但政府支持也促使了企业盲目上马，规模无限制扩张而缺乏创新力，最终导致企业衰败。2010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引导民企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鼓励中小企业、私营企业在创业板上市。但不少从股市上超募的资金被滥用，很少有优秀的企业从中脱颖而出。为什么中国培育不出如苹果和脸谱这样伟大的公司？我们的政策和制度以及竞争环境都值得反思。
更重要的问题是，国家战略的推行如何能在发展国企、央企的同时，也能培育出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民营企业？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其他新兴经济体如印度都通过国家战略发展出一批有国际影响的私营企业，成为国民经济在全球竞争中的主体，国家的战略性产业基本上由它们来完成。我们可以看韩国的案例：20世纪50年代，国家采取进口贸易战略，三星这类企业在贸易、制糖、纺织行业上很快发展起来；20世纪60年代，国家实施进口替代战略，三星发展化肥、消费电子，学习日本企业；在20世纪70年代，当国家发展到重工业化阶段，这些企业发展电子、半导体、石化、重工业、机械、造船、航空、金融等国家战略性产业。这种企业在中国能不能存在？或许只有央企才能做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三星集团转型也是在脱离政治关联。亚洲的裙带资本主义可能会产生很大的问题，但三星、LG、现代等企业在国际化中走上了转型升级的道路。
家族企业能不能参与到国家战略之中，是关系其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但我国中国的家族企业几乎被完全排除在外。中国的家族企业成长起来之后，企业家能进入人大、政协参政议政当然是很好的，但家族企业最多能得到的是一些补贴和优惠，而不是进入国家战略的机会。各种补贴和优惠对企业竞争并非一直具有积极意义，相反，不少企业陷入了搞关系、“跑部钱进”、寻租等各种非生产性创业路径，扭曲了市场竞争结构，弱化了企业竞争力。企业对政府会形成一种小恩小惠的依赖性，没有动力去做创新。我们的政治关联没能用于促进企业的能力提升，反而对企业发展有负面的影响：第一是主营业务的偏离，盲目进行多元化，放下主业去做一些跟风的投机性活动；第二是创新的缺乏，很多企业不愿做创新，因为创新带来的收益太低，而且风险很高，而模仿和搞关系带来的收益更快更丰厚；最后是一种寻租式的创新，不是为了创造消费者价值，而是通过各种手段寻求垄断资源和补贴优惠，这对民营企业的发展是有很大危害的。
国家战略与家族企业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寻求优惠和保护的政企关系并不像微观研究看到的那么“有利”，从长期来看造成的是寻租性的、非生产性的创业行为。我国中国的制度环境最重要的是要营造出一种开放的、公平的竞争环境。“国进民退”或许不是最核心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民营企业能否进入国家的战略性行业中，如航空、铁路、金融以及高科技等行业。被排除在国家战略之外的民营企业目前还需要关注的就是国际化，在国际市场上是全球竞争，是创新和核心能力的竞赛，像华为、联想、吉利等一批企业已在积极探索走出去的道路并取得了初步成效，相信越来越多的家族企业将在走出去的国际化竞争中实现转型升级和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本文根据作者在第九届创业与家族企业国际研讨会上的主旨演讲整理，经作者审核修改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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