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的企业家大体可分为三种：民营企业老板、民营企业职业经理人、国有企业总经理，您提倡的企业家精神对他们都适用吗？张维迎教授提出国有企业的“外部性”抑制了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和发挥，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林左鸣：张维迎教授是我十分敬重的学者。我倒认为是企业就应该有“外部性”，按照 “容介态”理论，没有外源信息就形不成事物的进化。所以“外部性”并不能说成是一种问题。实际上，国企的企业家还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仅靠薪酬收入，另一类是靠薪酬收入加股权激励。我在书中提到了“企业家的七种精神特质”，即现代企业家应该具备进取、创新、契约、诚信、敬业、奉献、民族等七种精神特质。无论是哪种所有制、那个类型的企业家，都应该符合七种企业家精神特质，否则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企业家。至于在国有企业为主的经济体中会抑制企业家精神的观点，我并不认同。
首先，诚然这种经济制度会导致一部分优秀的人才弃商从政，使一些国企优秀的企业家进入政府。但这是人才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在市场经济中自由流动而实现的资源优化配置，这也是像美国这样典型的市场化国家所推崇的，美国的官员与企业家之间就存在“旋转门”，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就是典型。当前，正是由于我国不同层级之间的人才能自由流动，才形成了一大批复合型的人才队伍，肥沃了培养企业家精神的土壤，进一步激活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活力。恰恰相反，如果出现阶层固化，人才不能自由流动，那才是国家、社会、民族之大不幸。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要大力提倡“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引导大家形成正确的职业观、就业观，摈弃“官本位”思想。
其次，张教授所讲的“寻租”问题，即企业不发挥企业家作用，而靠政府或其它掌握资源者的不当支持来谋利的情况，这也跟企业所有制没必然的联系。事实上，这个问题国有企业存在，私有企业同样也存在，甚至后者程度更高。因为民营企业的股东，特别是大股东、老板，大部分是自然人，或许是其逐利的欲望极强而社会责任和纪律约束相对较小，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往往会玩命跟你争个高低。个别道德底线崩溃者甚至走上违法的道路，譬如国美的老板，他身上或许也不缺企业家精神的某些方面，但他还是官商勾结，企业的外部性也是十分明显的。所以，以所有制来衡量企业家精神是否缺失，是没有道理的。
再者，张教授所说的国有企业靠垄断来盈利的问题，也不很正确。传统经济学认为，只有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市场才会达到最优配置，为了构建一个完美的理论模型，经济学家们提出了诸多假设，其中一个是任何一家企业都不能对市场价格产生显著影响。但在现实社会中，企业要获取超额利润，就必须通过差异化，形成局部或暂时的垄断，来实现局部或暂时的定价能力。譬如，苹果的iPhone手机，通过差异化，其定价就比竞争对手高。这几乎是全球大型企业实现商业成功的通行做法，也是企业家精神最好的体现。当然，如前面所讲，我国是一个有着集权型社会历史的国家，有些国有企业由于历史的原因，政府赋予了他们一些政策性的保护，但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这样的企业越来越少。不过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西方国家政府也在动用政府的资源对自己的本土企业进行政策性保护。因此，把国有企业与企业家精神的存在或缺失联系起来，逻辑上是不太成立的。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出现了一批很出色的企业家，他们都具有不同层面的企业家精神，譬如马云、马化腾、张瑞敏、任正非、史玉柱、宗庆后、潘宁等，但我认为不能简单以成败论英雄，我们还应该记住那些在商战中不幸退出的企业家和他们体现出来的精神。譬如，承包大王马胜利、傻子瓜子年广久、长虹集团倪润峰等，现在这些人可能已经被淡忘掉了，但别忘了他们反映出的企业家精神。有些人曾经背过旧时代的“黑锅”，但他们也是企业家，譬如大寨的郭凤莲，甚至陈永贵也有企业家精神，这是在特殊条件下体现出来的一种企业家精神，继承了传统晋商很多好的传统。在今天，我们不仅要把聚光灯打在那些已经成功的企业家身上，还要关注和尊重那些在商战中运气不佳、败走麦城的人，只要他不是违法乱纪，没有道德底线崩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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