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汇率计算，中国目前的人均收入是6400美元，接近中高收入国家水平。那么，中国未来是否会拉美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要看，中国人均收入能否在未来的二三十年间从美国水平的14%上升到50%。
从2001年到2008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保持在10%以上，出口和房地产的贡献各占了3%。而在未来的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应该会在7%～8%之间。这是因为，出口的贡献或将下降至1%，房地产也可能会下降1到2个百分点。即时按照这个速度，中国也将在2023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再往后看，即使房地产对GDP的贡献还会继续下降，中国经济增速可能会进一步降到5%～7%，中国在二三十年内达到美国人均收入的一半还是有可能的。
虽然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但是也存在一些挑战，需要我们做出应对。
不要被自己的成功打败
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挑战在于人力资本的积累。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制造业份额都是先上升到顶点再下降。按照2005年购买力平价（PPP）计算，这个顶点是人均GDP 12000美元，而中国目前人均GDP按2005年PPP计算是7000多美元。估计到2018－2020年，中国的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涉及到的就业人群都会下降；那么，很大一批人要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而他们是欠缺服务业技能的。在基层工人队伍中，80%的人受教育时间不满九年，初中毕业就加入了劳动力大军。我观察到的一个例子是：以前调试有线电视的工作是由大专毕业生来做的，而现在的工人是刚从农村来的，专业水平和服务技能都很有限，明显缺乏教育和培训。中国现在面临着城市化进程，这部分人要在城市定居，那么，将来可能会有严重的城市贫困问题。之前中国制造业发展很快，工人收入提高了，农村孩子很早就放弃读书出去打工。我们现在要注意的是，不要被自己的成功打败。
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是什么？三驾马车拉动GDP增长的说法并不准确，因为投资、消费、出口是按GDP的支出法计算的，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动力。我认为，未来长期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主要是投资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没有投资不可能有经济增长，这不仅包括政府投资，还包括企业投资。
哪个方向需要投资？这需要市场做决定。目前中国的超前投资肯定是有的，但在找不到合适投资渠道时，建设基础设施可能就是好的选择。现在企业或个人把资金过多地投在房地产中，一线城市的房价肯定有泡沫。但政府调控“十年九调”，房价越调越高，难道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要想让民众的房地产投资回归理性，只能依赖他们从市场本身得到经验教训。
从经济结构来分析，支撑中国增长的唯一不确定因素就是人力资本的分布不平均。技术进步当然能促进经济发展，但我更愿意把技术进步看作结果。有投资，有人力资本，就会有人推动技术进步。十年之后需要工人，今天就要增加教育培训。
一些中国制造业企业已经面临招工难的问题，现有模式难以为继，需要转型升级。目前有两个方向。第一是到发展中国家寻找市场。低技术制造产业在中国已经很困难了，但在非洲有很大的市场。我们去非洲考察，当地小孩追着要塑料瓶，因为这在当地是很稀缺的。中国企业完全有能力做这些低端制造业，而且利润空间很大。第二是到发达国家投资，既可以绕过关税壁垒，又可以获取先进技术。把国外的企业买来继续经营，而不是获取技术解散工厂，是会受到当地欢迎的。就像吉利收购沃尔沃，原厂继续经营，但是吉利得到技术，非常有利于提升企业能力。当然，条件比较好的企业，要考虑向服务业发展。工业本身有很多服务业可做，例如广东出现的工业设计园，这是制造业里的服务业，附加值很高。
短期经济的风险主要是影子银行。其影响越来越大，但不在监管部门的雷达上。很多实体经济依赖影子银行提供资金，长此以往，可能会出问题。在今年6月份的钱荒中，影子银行是最薄弱的环节。金融改革，刻不容缓。最近有消息说允许民间资本发起设立银行等金融机构，苏宁已经申请成立苏宁银行。监管部门会不会批准？这是个试金石。
经济升级，制度先行
从创新角度来说，制度的基础建设是必须的。首先是法律制度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在威斯康星大学，教授创新产生的专利属于学校；后来学校授权教授开办公司赢利，使得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地方经济得以发展。现在北大也有很多专利，但产权不清晰，虽然有很大的市场潜力，却难以转化。第二是金融，创新没有金融支持是难以持续的。资金与创意之间需要金融这个桥梁。举例来说，有几个人在美国拥有开采石油的技术专利，不愿意为别人打工，也不愿意长期开采油井，就成立了一家小咨询公司，很快赢得了天使投资。他们购买油井，改造油井后退出，非常赚钱。如果没有法律保护和灵活的金融体制，他们是做不成的。
创新是系统工程，需要制度的长期保障。创新成功的概率很低，依靠政府投资去创新成果会比较有限。企业的创新必须以市场为导向，如果为了考核而创新，肯定是没有效率的。很多国有企业的专利数上升非常快，但利润与之完全没有相关关系。国企应该更多地市场化，更追求市场导向，这样创新才会更有针对性。
李克强总理提出“简政放权，制度升级”，市场能做的都让市场去做。国企市场化的真正阻力，就在于政府不愿意放权。政府总以为拥有产权才能控制企业，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必要时，美国政府对相关私有企业的控制力或影响力，一点不比我们弱。政府必须转变职能，逐步退出市场，降低进入壁垒，尤其是服务业，包括金融业、咨询业的进入壁垒。在美国成立一个小咨询公司很容易，但在中国还是很难的，咨询师必须有资质，而咨询公司也需要资质，而且很难获得。很多咨询公司只好到国营咨询公司挂靠，白白交管理费。
改革本身是政府向社会让渡权利的过程。现在，李克强总理设立上海自贸区，人大常委会已经授权国务院在上海自贸区暂停执行相关法律，这是有意识地进行制度改革，是很好的尝试，全国人民都在关注。
中国模式的成功
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选择不纯粹是个经济问题，需要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考虑。中国更像是东亚模式，国家干预经济比较多。韩国、日本、新加坡等东亚政府是中性政府，可以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而不受利益集团的左右。从经济结构来说，制造业为主，储蓄率很高，重视教育，也是中国与东亚国家的共同点。总结起来，中国模式有四个基本要素：第一是社会平等；第二是贤能体制（meritocracy）；第三是制度的有效性先于制度的纯洁性；第四是中性政府。
讨论社会平等，需要区分社会不平等、经济不平等以及政治不平等。经济不平等和政治不平等是暂时的，社会不平等则不同。社会不平等意味着人分三六九等，等级之间的流动性很弱；而社会平等可以消除进入壁垒，增加社会活力。在平等社会，人们更愿意发展公共教育而不是精英教育，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水平。此外，社会平等消除了强势利益集团对政府政策的影响，促进了中性政府的产生。
其次，贤能体制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其核心是儒家思想和以科举为主轴的官僚体系。科举制度通过考试遴选官员，今天则通过层层选拔提拔干部。一个人要走上领导岗位，就需要从最基层做起，做出了成绩才可能提拔。在贤能体制里，培养一个干部需要很长时间。如果对比东亚和西方的民主体制，就会发现在东亚体制里很少有年轻的领导人。贤能体制的核心价值——选贤任能——可用来驯服民主的民粹主义倾向。贤能体制强调少数精英的自主作用，因此容易做出决策，提高政府的效率。
第三，制度的有效性先于制度的纯洁性。一个好制度的核心，是提供正确的激励。所谓正确的激励，就是让行为主体的追求和社会的追求尽量一致。纯洁的制度就是在一系列标准的假设下所产生的最优制度，而有效的制度，就是在特定条件下能提供有效激励的制度。这些制度可能不是纯洁的，但却可以达到一定目标。乡镇企业就是这样的制度安排。乡镇企业的产权界定不明晰，却发挥了地方政府和企业家双方的优势，在1980年代的制度框架下，很好地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其他如价格双轨制、地方财政分权等，都属于这种中间状态的制度。就单个制度而言，它们无一是完美的，但组合在一起却把中国的制度变迁向前推进了一步，而许多这样的步骤加总在一起，就完成了中国的制度转型。
第四个要素是中性政府。中性政府是不长期偏向某个或某些利益集团的政府，它在分配资源的时候，就不会被少数利益所左右，而是更多地考虑资源利用的效果，因此就更可能保证长期经济增长。中国政府在过去30年就是这样的一个超越“左”“右”中性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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